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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民法总则的制定应体现民商合一体制

文章来源:《法治吉林建设研究》 时间:2016-11-11

  制定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也是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多年期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鉴于《物权法》等法律制定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制定民法典之初强调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化解内耗。


  一是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虽然在法律发展史上民法先于宪法而存在、民事权利体系是现代法律权利体系的原型,但正是因为民法不能有效保护私权而产生了宪法,并由宪法构成了民事权利体系和整个权利体系的人权和物权基石。所以,制定民法典必须旗帜鲜明地“根据宪法”。


  二是民法学基本范畴与法学基本范畴的关系。特别是在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核心概念上应当科学、精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外在的统一性,避免同一概念在民法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学之间互相冲突。


  三是民法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关系。法治思维是民法思维的前置、法治逻辑是民法逻辑的起点,所以要将民法思维嵌入法治思维之内,把制定民法典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作为实现保障人权、维护公平、促进和谐、推进发展、引领风尚等法治核心价值的内在要求。


  四是民法典与民诉法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还没有民事诉讼法,因此在《民法通则》中包括大量属于民事诉讼条文。当下,我国《民事诉讼法》日益完善,且有详细的司法解释,因而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避免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重复,为《民事诉讼法》实现其程序价值留有足够的空间。


  五是民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民法来源于社会生活,回应社会生活需要,并引领社会生活方向。制定民法典要充分发挥其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切实担当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此外,在社会自治和国家公治、法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借鉴和创新、法理学说和民法学说、民法总则和分则等问题上也要推进共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


  (张文显: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登于《法治吉林建设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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