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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法理论与法治中国建设

时间:2016-11-10

贺电


  (吉林警察学院   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平衡法理论根植于我国现实国情和法治实践,吸收中西方经典平衡法治思想精华,以平衡法哲学研究范式催生法学理论的再度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平衡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平衡法本体论、历史论、价值论、关系论、运行论、应用论、发展论和保障论等,丰富了法的基本范畴,旨在调整、缓和和消弭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权利、权力和义务三者之间六个方面的失衡失序;平衡法理论开辟法治中国建设新的视角,关照人类文明幸福,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平衡;平衡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中国建设;


  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基本范式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平衡法理论的初步形成与不断演进。[1]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之间始终呈现相辅相成、互相引领推动的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迫切需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气派、运用中国话语、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的法学理论。平衡法理论立足人类个体的精神幸福、社会集体的永续和谐、国家民族的长期稳定、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面向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建设领域的失衡失序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平衡思想为指导,吸收中西方优秀平衡法治思想精华,以平衡作为法的理论原点、逻辑起点和落脚点,以全新的平衡概念、平衡法哲学研究范式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大厦,必将推动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催生新的法律文化、法律模式乃至新的法学学派的诞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一、平衡法理论研究缘起和基本观点


  (一)平衡法理论的形成过程


  平衡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基于中西方平衡法律思想与中国法治实践,进行理论升华、总结与归纳的产物。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平衡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也经历了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过程。早在2000年,笔者在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博士论坛发表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评<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文,向权利本位范式发出五个终极追问,并提出法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脉络应该与社会发展形态、经济时代、经济制度(所有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法制发展阶段(公法私法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因素相适应,大致应按照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平衡范式的逻辑而不断向前发展。[2]其后十余年间,笔者一直持续思考法学理论的创新问题,逐步形成了平衡法理论雏形。2012年,以吉林警察学院为依托,平衡法研究的科研团队组建。2015年6月,吉林省法学会平衡法学研究会创立,对平衡法理论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时至今日,平衡法理论相关论题研究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专项资助,平衡法理论科研团队已经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初具研究规模。尤其是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的《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新发展——从权利本位范式到平衡范式》获得了《新华文摘》2014年第9期的转载,说明了学界对于平衡法理论科研团队所付出努力的高度认可。目前,吉林省法学会平衡法学研究会的成员数量持续增加,全国范围内许多权威专家、著名学者均对平衡法理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经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平衡法理论的社会影响会越来越宽广,其理论正当性与现实适应性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二)平衡法理论的研究背景


  1.平衡法理论汲取了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营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和合”思想,其中就蕴含着平衡的思想和智慧。中国法律传统历来“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注重“天人合一”,有着“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思想传统,这种极富生命力的法律传统是平衡法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另一方面,以衡平价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也同样是西方法律文化的精髓和灵魂,被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运用于法律制度的构建和法律生活的运作之中。[3]这种衡平的精神,被称为“自然法上的正义原则”,素有“黄金之道”的美誉。中西方大跨度的历史时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平衡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历时性和共时性根源。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平衡理念都内在地、天然地与法治联结在了一起。


  2.平衡法理论吸收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精髓


  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充满了纷繁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法来对对立的双方进行协调,调和它们的斗争性,维持它们的同一性,使各种矛盾在同一中斗争,在斗争中统一。平衡法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由义务理论、权利理论到平衡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法学领域的生动展开和完美再现,体现了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平衡作为法的价值追求,用平衡之法促进和保障各种社会关系,实现了法学理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有力推进了转型中国的本土法治秩序。


  3.平衡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高度契合


  在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实践中,党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普遍原理和基本方法同中国国情和法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法律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毛泽东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在于兼顾法的平等性与阶级性、人民性与民主性、慎重性与宽容性,体现了平衡法的理念;邓小平同志强调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反映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统一,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4],必须运用平衡思维处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的原则的确立,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愿景提出,都是平衡理念在法治领域的生动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四个全面”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习近平在论述四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这是一种辩证、全面和系统的法治观。可以说,平衡法理论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保持了内在一致。


  4.平衡法理论催生法学理论的再度创新


  从我国法哲学范式的发展历程看,平衡范式建立在对义务先定论和权利本位论的扬弃基础之上。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基本导向来加以引导和规制,平衡法理论是以平衡法治为基础和指向的理论,有助于实现法治各环节协同发展,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整体意义上的关联性建构”[5],实现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的适度张力。从义务先定论到权利本位论再到平衡法理论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在这一权威理论向前演进的过程中,完备而科学的平衡法理论体系会始终指引着法学理论的不断前行,也必然会催生各层面法学理论的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法学理论本身的深刻变换,基本精神、基本理念、基本原理甚至是基本概念都可能会发生与时俱进的变革。


  (三)平衡法理论的基本观点


  1.平衡法本体论


  平衡是重新理解法律的工具。从词源意义上讲,“平衡”与“法”存在着天然的血亲关系,法律担当了实现平衡的任务,而正义女神作为法的化身也生动表现出正义与平衡的一致性。如果抛开角度的差异、方法的争论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干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法律归根到底是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裁判规则,根源于人类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需要。更为确切地说,是平衡利益的需要。[6]法是一种重要的利益调控和保障机制,也是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法的任务和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通过对利益的平衡,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控制。


  在特定阶级条件下,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体现。这种意志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理解,既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利益衡平后达成的意志,又包括了统治阶级成员内部意志的平衡。是兼顾了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相互之间利益的结果。与此同时,不论在法的内部还是在法的外部,各个要素之间最终讲求的都是一种平衡状态。即便在某些特定时间与空间内,法在内部或外部出现某种不均衡的状态,但从整体维度与长远进程来看,法还是一种以平衡为基本样态的客观事物。可以说,平衡最鲜明地体现了法的根本特征。


  2.平衡法历史论


  法产生于平衡的需要。法的历史发展遵循客观规律,有其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必然趋势与过程,而推动这一趋势与过程的内在动力在于,法在失衡当中不断地追求着平衡。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义务法,到资本主义社会权利法,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权利义务平衡法,这一法的历史类型的演进,与法律发展和法治现代化基本内涵的意蕴是相通的,是不断失衡又平衡、打破平衡与矫正失衡交替发展,不断深化,向更高层次平衡运动的过程,共产主义社会法的消亡将实现权利义务至高的平衡。这里所指称的平衡,是一种超越了客观现实、超越了历史阶段、超越了时空界限的平衡,是我们持续推进依法治国、不断追求法治理想境界的过程。因此,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是根源于历史又创造新的历史的过程。


  3.平衡法价值论


  平衡是法的价值基础。在一般意义上的法哲学范畴内,提及法所追求的价值,往往让人联想到的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秩序、效益等等。但事实上,如果缺失了平衡,这些价值的实现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作用和功能是维护平衡,平衡是法追求的一切价值的基础。在基本层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平衡法价值论。一方面,可以将平衡作为一种与其他传统意义法价值相并列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法价值。只要涉及法学理论的建构及法律制度的建设,均需要考量到将平衡作为一种单独价值予以追求和实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平衡作为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所欲实现之法价值的灵魂性及工具性因素,即采取平衡理念的视角处理好各种传统法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法价值追求过程中平抑好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


  4.平衡法关系论


  在法的内部关系上,平衡法理论强调,首先法律规范中各个法条之间要实现协调平衡,避免法条之间的不一致和内在冲突;其次,要注重此法与彼法的协调平衡,避免法律规制的重叠交叉和法律保护的疏漏,也要防止同一对象权利设定或义务施加的轻重和比例的失衡;最后,要致力于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平衡,所谓良法一定是平衡之法,平衡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灵魂。在法的外部关系上,平衡法理论强调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平衡。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是多治中的一治,法必须注重与道德、政策、宗教、习俗等其他社会规范的良性互动,只有不断改善法的外部关系和过程,才能改善法律系统的运转效能,使法律和社会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达成动态有序的状态。


  5.平衡法运行论


  法起源于平衡的需要,法自诞生起就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追求内与外、上与下、横与纵的平衡。法律依照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相关的人、物以及场景相互作用,在社会中周而复始地运行,这种运行本身就反映出平衡的规律。以关系为视角来观察和研究法律运行,就会发现法力求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事物和过程的平衡、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是系统的、过程的和运动的平衡。针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法律运行环节,和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的基本领域,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不同的法治层面,平衡法理论提倡,一方面要注重总体谋划,构建战略、策略、制度、举措的体系化结构;一方面要坚持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分清主次,以有效地统筹解决法治建设中最紧要、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


  6.平衡法应用论


  权利义务的平衡始终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领域。平衡法理论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的平衡;在政治领域,体现为民主与集中的平衡;在文化领域,体现为“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平衡;在社会领域,体现为公民与社会的平衡;在生态领域,则体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和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平衡。平衡法理论也始终应用于部门法学和法律实务,要求各个部门法的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都必须贯彻协调、平衡的理念。事实上,以平衡理念与平衡原理为基础的平衡法理论在应用领域具有深刻而深远的意义。不论在社会建设领域还是制度建设的任何层面,以平衡法理论进行考量与指引,必将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预期目标与应然效果。


  7.平衡法发展论


  平衡是法发展的动力源泉。法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时代主题、文明程度相平衡,法的发展方向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的发展经历了重义务轻权利、重权利轻义务到注重权利义务高度统一的不同阶段,这种发展历程与马克思关于以人对人的依赖为基础、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断极相吻合。可见,法的发展动力就在于不断地从失衡走向平衡,从低级的平衡走向高级的平衡。


  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国家制定或认定以及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法的外在力量。法有力量,不仅在于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及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更在于法能够实现公民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各个层面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平衡。平衡之法能够得到社会成员自觉的遵守和践行,因此也获得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力量。


  平衡贯穿法的发展进程。法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进程就是法的平衡不断高级化的过程。平衡法理论基于开放的精神,在回应和解决中国法治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其发展性也将不断开创法治发展进步的新模式。


  8.平衡法保障论


  平衡法理论的发展需要法治监督、法治教育、法治宣传等全方位保障,建立“顶天立地”、坚实有效的平衡法理论保障体系,确保平衡之法在不同环节和对象中得到自觉地理解和执行。就法治监督而言,需要以平衡法理念为指引,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加强法治的权威力量,平衡好正向与反向之间的关系;就法治教育而言,需要将平衡法理念深植社会个体的内心,使其获得关于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及其相关关系的正确认识;就法治宣传而言,需要使平衡法思想广泛传播于社会大众之中,尤其在权利意识受到许多误读的社会背景下,抵制偏激化、极端化的社会思潮,营建理性、良性的法治社会环境。


  二、平衡法理论丰富法的基本范畴


  当前,中国正进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凸显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建设领域的失衡问题日益显现。在法律实践领域,这些亟待破解的新难题可以概括为权利与义务、公权与私权、公权与公权、私权与私权、公权与义务以及义务与义务之间六个方面的失衡、失序。当代中国法学理论面对这些困境亟待反思和发展。平衡法理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问题为导向应运而生的,旨在调整、缓和和消弭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不均衡状态。


  (一)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


  权利与义务是法的基本粒子,是法律结构的枢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既包括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也包括在同一主体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进行的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担,应当遵循公平正义的要求,使得权利和义务始终是相应的、一致的,也就是要遵循平衡的原则。如果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义务得不到履行,权利也无法得以实现;如果失衡性地强调一方而抑制另一方,任何层面法治的实际效果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可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意义重大,也可以成为平衡法理论体系的基石或根基。


  (二)私权与私权的平衡


  目前,中国的权利文化特点是民众富权利情感却少权利认知,有权利意愿但无权利信仰。人们对于权利的性质、权利的交互性、权利的道德基础尤其是权利的边界认识还十分模糊,权利之间相互倾轧,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诉讼爆炸”现象频发。因此,抽象地谈论权利,而不关注它赖以存在的语境,必然导致权利冲突且无法解决。私权之间平衡的实质就是在权利冲突的境况下进行合理的价值取舍,确立平衡不同利益和权利诉求的制度框架,进而实现私权与私权的平衡。现代法治的确立,也并非强调私权的绝对化,否则,即便主观愿望再美好而强烈,也是能是一厢情愿。


  (三)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公权有侵害私权的隐患,私权也有危害公权的情形。当今社会,公权和私权都急速膨胀,公权侵害私权与私权冲击公权的现象并存。公权虽有专断腐败的消极面,但也有调控秩序的内在属性;私权虽然有自由平等的天然诉求,但也有泛滥异化的隐忧。过去我们一向强调的令行禁止、上行下效的垂直关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对私权无限制的过度彰显,显然也不足取。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三个基本部分相互交织的格局,正是在这种多元的社会格局下才存在平衡的需求。平衡法理论把简单化的纵向关系转换成了多元的、动态的、柔性的结构。在国家权力的结构和过程中,编织进了个人和市场的因素。通过这种互动平衡,既能防止公权的专断腐化,也抑制了私权的冲突无序。


  (四)公权与公权的平衡


  公权与公权平衡的实质在于各类公权之间的一致性以及用权和限权之间的平衡。要实现公权之间的平衡,就要求我们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解决好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平衡、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平衡、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平衡、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平衡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平衡。因此,平衡法理论崇尚合作、沟通的精神,提倡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又要把握好放权与限权的关系,通过有效的制约、激励和协商机制来实现公权之间的平衡。达到了公权与公权平衡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是充分实现社会各方利益的有效场域。


  (五)公权与义务的平衡


  公权与义务的平衡,其实质是公权力与公民履行义务之间若发生冲突应当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公权的设定就意味着义务的设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是国家权力庞大、社会权利微弱的家国同构状态”[7],国家权力范围过大,公民义务过重,往往形成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关系模式。由此产生的悖论就是国家庞大和社会失控。因此,我们需要针对转型期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本土乡情等情势和要求,进行公权和义务的适度调整和平衡,使公权更加理性可控,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和民主法治要求。


  (六)义务与义务的平衡


  义务与义务的平衡主要解决的是义务冲突的问题。就法律层面而言,义务冲突一般是指同一法律义务人同时承担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容的法律义务而形成的义务抵触状态。法律义务冲突反映了法律体系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是法律义务之间的“失衡”。这就要求我们厘清不同层次的利益以及外化的公权和私权,并在立法、司法乃至执法中进行衡量,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在制度设计上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最大限度避免义务之间的冲突,实现义务与义务平衡的理想状态。


  三、平衡法理论开辟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视角


  法治建设的中国问题与西方是不同的,理清、阐释和解决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当务之急。平衡法理论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着眼关键问题,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对党与法、权与法、改革与法治、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等辩证统一关系的阐述为出发点,构建回应法治中国建设重大问题,与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开辟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视角。


  (一)回应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


  1.回应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平衡关系


  “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8]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原则,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可见,党与法的关系不是谁大谁小、谁强谁弱的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一致、相得益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平衡问题。以平衡法理念来考量党的领域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就真正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2.回应权力运行与依法治国的平衡关系


  维护法治的权威,要求权力必须在宪法法律之下运行,包括:必须依法设定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必须依法规范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对权力形成制约和衡平,实现动态而积极的社会进步。而这些要求的全面实现必然依赖于权力运行与依法治国的相互平衡。


  3.回应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平衡关系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9]。改革与法治作为强国路上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是简单的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协同推进的关系,是“破”与“立”的动态平衡和辩证统一。平衡法理论强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究其本质,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具有深层次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只有采取平衡的视角来加以审视与处理,才能将两者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


  4.回应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平衡关系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试图在社会治理的不同层面回答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在任何理论研究的维度内以及实践指导的领域内,都不存在法治与德治的绝对对立与绝对冲突。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范畴,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习近平同志指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10],这反映了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间良性关系的关键在于二者的互动平衡。


  (二)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就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11]深化平衡法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深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


  1.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


  社会主义法治是兼顾了人民大众利益的平衡法治,社会主义法是有效平衡利益诉求、推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平衡法。以公平兼顾各方利益之法为基础构建的小康社会,一定是一个利益分配平衡、和谐共处相融的社会;以平衡法为统御进行的深化改革,一定是践行权益对等、社会公正的体制变革;以平衡法为规制推进的从严治党,一定是讲求规则、赏罚分明的治理过程。


  2.法律是平衡之律


  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来说,不论是在建构内容上,还是在建构程序中,均需要遵循平衡的基本要求。不论是形式上章节条的编排布局,还是制度上权义责的轻重设计,抑或程序上存改废的具体进行,均需要以实现动态平衡为基本要求。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建工作的持续推进,均离不开有力的法治保障,这种法治保障的内核就是正确对待公权、私权与义务的基本关系,是平衡的力量经由法的途径在社会范围内的有益发挥。


  3.法学是平衡之学


  法学理论对于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容小觑,尤其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学家与法学研究者积极参与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法治关节,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强调法学是平衡之学,倡导体现平衡思维的学术导向,讲求法学研究的严谨性、逻辑性、包容性与建设性,警惕与反对任何偏激的、短视的、极端的学术观点,避免引发新的混乱,影响乃至伤害到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破坏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阻挠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削弱从严治党的客观效果。


  4.法治是平衡之治


  平衡之治的理念与精神无时无刻不渗透于“四个全面”之中——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即便物质财富总量再大,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改革措施不配套、改革领域不均衡、分配机制不公平,即便改革形式上再有力度,也不可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无论查处人数多少、惩处力度有多大,如果不是源于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的反腐机制建设,即便社会反响再强烈,也不能将之等同于全面从严治党。


  (三)为“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落实提供有益借鉴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平衡法理论对有效解读与积极践行这些重大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就创新发展而言,按照平衡法思维,有序与无序、平衡与失衡的不断转换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整体样态。创新不是凭空而创,应与其既有的基础、传统相平衡。在着力创新发展时,不仅要关注打破、颠覆与更迭,更要注重建设、延续与传承。


  就协调发展而言,协调就是平衡的代名词,协调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各领域、各层级、各环节的发展平衡,实现各地域间、各产业间、各行业间、各阶层间的发展平衡。这些平衡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用平衡之法确保协调发展。


  就绿色发展而言,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维护之间,在个体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的问题,其实现必然要寻求平衡法思维和平衡法治的建构。


  就开放发展而言,开放就是开一扇门、开一扇窗,吸纳好的元素,让中与西、内与外充分交流。“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实施、多处自贸区的高效成立等,都需要相应的法制保驾护航,这些广义上的法,看似是“管”、是“限”,其实是“保”、是“包”,这种平衡之法是对开放发展的有力保障、促进和推动。


  就共享发展而言,一方面要将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平衡惠及社会成员,另一方面这种平衡普惠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以平衡法理论为基础确立相关政策及法律,才能巩固共享发展的经济模式,带动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发展。


  四、平衡法理论关照人类文明幸福


  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坚持的目标导向。而实现民众共同富裕与人人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平衡法理论的践行助推法治中国建设顺利进行,也会在直接与间接意义上深切关照人类文明幸福。


  (一)平衡法理论有助于增进个人幸福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物质生活、生存条件、权利获得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随之提升,有的甚至走向相反,这种现象就是人的价值追求失衡的典型例证。社会个体幸福感的获得主要源于心中欲求与实际获取的比例关系,一味地索取与争夺,不懂得付出与满足,只求实现权利,拒绝履行义务,即便在实际中获得再多,也无法满足内心不断膨胀的欲望,个人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在付出与回报的良性循环中,在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的动态实践过程中,才能源源不断地收获幸福感。


  (二)平衡法理论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成员之间如果都过分主张、强调权利,不顾义务和责任,就难免引发混乱和无序,制造诸多矛盾和冲突。平衡法理论引导人们在法律中分配着权利、义务和责任,在清晰的规则范围里,逐步实现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实现对他人的尊重、对公共事务的深思熟虑和对个体自由的追求相统一。这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平衡理念,让人们懂得权利与义务的伴生关系,倡导适度节制又充满生机的法律风尚。


  (三)平衡法理论有助于保障国家安全


  个人利益的不断膨胀,可能消解、动摇和耗损集体、国家、民族的共同利益,冲击社会秩序,甚至影响国家安定这一个体的共同权利。因此,平衡法理论所倡导的私权、公权与义务的平衡,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公民意识、集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自觉将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相统一,消除国家安全的内在隐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四)平衡法理论有助于实现世界和平发展


  平衡法理论有利于促进和平、发展、合作的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有利于遏制战争和冲突,有利于构建文明进步的国际新秩序。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长期存在争端和摩擦,国际关系中时刻进行着主权国家、政治组织、国际利益集团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不论是G20峰会还是APEC会议,都直接体现着国际利益配置交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就国际形势看,与体现平衡思维的互信、合作、包容、共享等理念最为贴近的态度与做法,才会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符合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向。平衡思维与平衡法理论,定将在国际关系的场域中拥有深远的影响力。


  法之道,平衡也。平衡是法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原点,体现着法的发展规律,是法的根本特征和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法理论是以经典作家的平衡观为指引、吸收了中西方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的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解决中国问题的本土理论,具有强劲旺盛的生命力。随着平衡法理论的继续探索完善和宣传普及,必将为中国的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贺电,马楠.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新发展——从权利本位范式到平衡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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