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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视野下的股权善意取得

时间:2016-11-10


傅穹  尹航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涉及到真实权利人、无处分权人与善意第三人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因此应当坚持利益均衡的原则设计具体规则,不宜所有偏颇。首先应对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作出严格限定,即以无权处分为逻辑前提,仅适用于一股二卖场合,从而排除隐名投资场合。其次,善意第三人须满足支付合理价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条件,才能取得股权。最后,对于真实权利人所受损害,可以通过赋予其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及利润剥夺请求权的方式予以充分救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充分体现了上述利益衡量的裁判思维,值得借鉴和推广。


  关键词:股权善意取得无权处分利益平衡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如果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则将依法取得该财的所有权的法律制度。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对于该项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即“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不仅适用于物权,也适用于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股权等其他财产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即确立了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其中第25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第27条规定:“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处理。”


  对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我国学者多持质疑态度,认为由于股权转让与物权转让存在根本的差异,物权变动仅存在一种公示形式,即不动产的登记,或动产的交付,而有限公司股权的变动则存在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双重公示形式,物权的善意取得不可能存在于一物二卖中,因此将该制度适用于股权的一股二卖必然产生结构性错位。本认为,该种观点以物权变动仅存在一种公示形式为立论依据而否认物权善意取得制度对于股权的适用力,未免过于武断,因为我国《物权法》对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采取的是登记对抗主义,登记不是此类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是对抗要件,亦即,如果前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占有但并未办理登记,也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如果后买受人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则前买受人不能对抗善意的后一买受人,标的物所有权最终归属于后买受人。所以,物权的善意取得仍然可能存在于一物二卖中,而有限责任股权的一股二卖与此非常相似,所以同样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空间。本文拟在肯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对于该制度适用中的利益衡量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以期进一步澄清相关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争点问题。


  二、股权善意取得的逻辑前提


  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逻辑前提是无权处分,对此,股权善意取得亦不例外。所谓无权处分,是指没有处分权而通过买卖、赠与、抵押等方式处分他人的财产,在物权法中主要体现为以下情形:无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所有权受到限制而处分财产,虽有搜有权但无处分权以及代理人擅自处分被代理人的财产等四种情形。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无权处分问题,通过设定一定条件来平衡无权处分所涉及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果处分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正当的有权处分,则该处分行为有效,受让人不需要借助于善意取得制度就可以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反之,如果是无权处分,则受让人想要取得财产所有权则必须借助于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可以说没有无权处分就没有善意取得,股权的善意取得同样也必须以无权处分为前提。


  对于《公司法解释三》第25条所确立的善意取得规则,实际上并不存在正当的适用前提。因为该条所涉及的名义股东处分其名下的股权并非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一方面,名义股东具有股东身份。一般认为,有限公司股东身份的确定需要符合以下两项条件:一是向公司出资,二是姓名或名称被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前者是对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要求;后者是对确认股东身份的形式要求。就名义股东而言,其完全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直接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的是名义股东,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上记载的是名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并且,名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还记载于股东名册、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均为真实且有效的登记,因此,名义股东在公司内部的股东身份也是真实有效的。另一方面,实际出资人与公司之间并无法律关系。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订立该合同的目的在于对名义股东股权的“间接参股”,其享有的只是相应的投资权益并非股权,且该权利只能向名义股东主张行使,而不能对公司主张;并且,“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表明实际出资人想要获得股东身份仍须履行股权转让的程序要求,在此之前其并不是股东。综上,名义股东是真实合法的股东,也就是其名下股权的真正权利人,其处分股权的任何行为,均属于有权处分,不存在参照《物权法》第106条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逻辑前提。


  在排除“隐名投资”之后,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就只剩下一股二卖这一主要的适用场合,但学理观点对此仍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股东名册的变更,即实行所谓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因此只有在原股东与前受让人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前受让人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但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情形下,如果原股东再次转让股权,第三人(即后受让人)才有可能构成善意取得。但是,第三人在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及工商登记变更时,很有可能从公司或其他股东处获知了该股权已经被转让的事实,其难以证明自己主观上是善意的,因此股权善意取得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与之相反的所谓债权意思主义观点则认为,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签发出资证明书、载入股东名册以及变更工商登记,均不是股东变动的生效要件,股权转让合同生效股权即变动。因此,当原股东与前买受人的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前买受人即使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原股东再次转让股权的行为也构成无权处分,后买受人可能基于对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信赖,构成善意取得。


  本文认为,上述论证股权善意取得适用情形的债权形式主义和债权意思主义观点均值得商榷:一方面,与《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变动形式主义模式不同,《公司法》第32条仅仅明确“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而非“股东权利的取得,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发生效力”,或者“未经记载于股东名册,不发生效力”,亦即公司法并未赋予股东名册以股权变动生效要件的地位。并且,《公司法解释三》第23条将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进行股东名册变更记载和申请工商机关变更登记等行为规定为受让人取得股权之后公司才产生的义务,据此,股东名册变更与股权变动之间关系应当是,受让人先取得股权,公司才进行股东名册变更,而非相反。《公司法》第73条更是明确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相应修改股东名册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股东名册变更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反之,如果将股东名册变更作为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可能导致的弊端是,受让人在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但未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时,原股东再次转让股权仍属于有权处分,即使第三人恶意也可以取得股权,对于前受让人显然不公平。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仅产生转让人将股权移转给受让人的义务,而非导致股权的自动、当然的变动。因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不仅仅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个人行为,而且关系到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东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等,所以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通常都会对股权转让作出一定的限制,如须经公司同意并且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而根据债权意思主义,股权转让合同一经生效,股权就发生变动,无疑完全排除了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作用,不利于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保护。


  综上,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股权转让的实际,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当是取得公司同意并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此时股权已归受让人所有,受让人基于其股东身份有权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及工商机关登记变更手续,即使尚未办理完毕,原股东再次转让相关股权的行为也属于无权处分,善意第三人即可能构成善意取得。这一观点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决的支持,例如在四川京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与深圳市合众万家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等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以下简称“京龙公司案”)中,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股东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京龙公司于2009年7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全部股权,京龙公司于2010年6月24日至7月29日,共计向三岔湖公司、刘贵良支付股权转让价款25460万元。至此表明京龙公司已取得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全部股权。2010年7月15日,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合众公司签订《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合众公司,并于2010年8月4日修改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登记,合众公司为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唯一股东。2010年9月8日,合众公司与华仁公司签订《锦云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1》,约定:合众公司将其持有的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并于2010年9月9日修改了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2010年9月14日,华仁公司支付了全部价款。京龙公司在得知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再次转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将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各100%的股权转让给合众公司的转让行为以及合众公司又将该股权再次转让给华仁公司的转让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作为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的全部股东,在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后,虽未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登记变更,但股权变动已经生效,其后再次转让给众合公司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但是众合公司由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故此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即使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也不能取得该股权。而与众合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华仁公司则属于善意第三人,符合《物权法》第106条的相关条件,可以善意取得相关股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京龙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


  三、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


  由于股权善意取得的结果是以牺牲前受让人的权利为代价使后受让人取得股权,因此必须要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对此,本文认为结合国内外相关立法规定,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项。


  1.后受让人在取得股权时须出于善意


  顾名思义,善意取得是受让人基于主观善意而取得相关财产权利,所以,善意是善意取得的核心要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著名学者弗卢梅(Flume)指出,善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取代财产转让人之处分权的机能。所谓善意是指受让人因信赖公示的权利外观,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为无权处分人的心理状态。关于物权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判断标准,德国法对于不动产和动产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于前者是指受让人不知道不动产登记簿存在错误,对于后者则是指受让人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虽然我国《物权法》将善意取得适用的主观条件统一规定为,“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但学界通说认为应当区分不动产和动产受让人的善意判断标准。就不动产取得人而言,只要信赖了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就推定其是善意的,除非其明知登记错误或者登记簿中有异议登记的记载;而就动产取得人而言,如果其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但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则应认定为非善意,亦即,动产善意取得人应当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动产与动产公示方法的公信力不同:不动产登记簿具有绝对公信力,遵循“纯粹权利外观原则”,受让人是否具有过错在所不问;而动产占有仅具有相对公信力,因为占有往往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同,所以要求受让人应当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法律对其重大过失不予保护。


  至于股权善意取得人的善意判断标准,《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为,“受让人对于转让人无处分权状态知情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或股东名册中登记了异议的,不发生善意取得”。可见德国法对此采取的是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因为尽管股东名册经过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改造,但在权利外观的功能方面,让然无法与不动产登记簿相提并论。本文认为,不仅股东名册,而且工商登记簿也无法与不动产登记簿相比拟。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突出表现为正确性推定,即推动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的物权归属和内容相一致,反言之,即使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的物权归属和内容不一致,信赖该登记簿记载之人仍可同登记簿记载正确时那样,以法律行为取得相应的不动产物权。对此我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为确保不动产登记簿记载内容的真实性,《物权法》第12条还规定,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此外,在真实权利人因登记错误而丧失权利时,可以依据《物权法》第21条请求登记机构赔偿损失。而我国现行工商登记簿则不具有类似的正确性推定效力,《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第51条则规定,“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关“应当决定予以受理”。这就表明工商登记机关对于登记事项只进行形式性审查,而不对其真实性负责。所以,在股权善意取得中,为了有效维护前受让人的利益,应当对后受让人的善意要求采取与德国法相同的规定,即只有在其不知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的记载错误且无重大过失时方可,如果前受让人能够证明后受让人在办理股东名册变更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记载内容错误,则后受让人因不满足善意条件而无法取得股权。


  这种善意判断标准也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纳,例如在京龙公司案中,对于三岔湖公司、刘贵良与合众公司签订《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合众公司的股东刘贵涛同时也是受让目标公司思珩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三岔湖公司、刘贵良已将案涉目标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京龙公司,同时其应当参与了合众公司的股东会议及对决议的表决,故此合众公司在受让案涉股权时,就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股权在其受让前已由京龙公司受让的事实,因此不符合善意要件,不能取得标的股权,其将标的股权转让给华仁公司属于无权处分。但是,华仁公司与合众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时,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均登记在合众公司名下,且华仁公司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锦云公司、思珩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情况、银行查询情况等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并提供尽职调查报告,该标的股权的前受让人京龙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华仁公司在交易时明知三岔湖公司和刘贵良之前已经股权转让给京龙公司,故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华仁公司在受让锦云公司、思珩公司股权时系出于善意,殊值赞同。


  2.股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2项规定,善意取得的另一个构成要件是财产必须“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这就意味着善意取得必须基于有偿的法律行为。如此规定的理由主要为:首先,如果是无偿的转让,受让人取得财产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要求其返还财产也不会使其遭受损失。其次,善意取得是为维护交易安全而创设的法律制度,因此其适用对象应当仅为有偿的交易行为。最后,无偿转让财产本身就表明财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而一个诚实的受让人在无偿受让财产时,应当对此产生合理的怀疑并进行相关的调查,如果未经调查就无偿受让财产,则表明受让人并非善意,或者说是有过失的。因此,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向无处分权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否则不能取得财产。


  就股权善意取得而言,亦应当满足“以合理价格转让”这一条件,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没有公开的市场价格,这就可能会给合格价格的判断带来一定困难,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当侧重考虑标的股权的客观价值,即以法定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为参照标准。本文认为,善意受让人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格以评估价格作为参照,也并不意味着必须与评估价格完全一致,只要不明显低于评估价格即应认定为合理。对此,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的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评估价格的70%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在京龙公司案中,针对京龙公司提出的华仁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价格既高于京龙公司的受让价格,也远高于同期同一地域位置的地价,且交易仅有手写的普通收据,开具时间是2010年9月13日,而银行付款时间是9月14日,内容为业务往来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无有效的付款凭证,故不符合以合理价格受让条件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但对善意取得受让价格是否合理的认定,系为防止受让人以显著低价受让,而高于前手的交易价格,则常为出卖人一物再卖之动因,并不因此而当然构成受让人的恶意。华仁公司的付款时间与付款形式并不影响对华仁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事实认定,故对京龙公司有关华仁公司未以合理价格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3.后受让人已完成工商机关变更登记


  对于物权善意取得的第三项适用条件,《物权法》规定为“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这就意味着善意取得的构成必须以公示方法的完成为要件。但是,无论不动产登记抑或动产交付都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股权变动并不以此为生效要件,所以股权善意取得是否须以完成工商机关变更登记为条件则不无疑问。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对此即未作要求。本文认为,虽然工商机关登记变更不是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却是股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如果后受让人未完成工商机关登记变更,如何能够对抗已取得股权的前受让人?前受让人同样也仅是未完成工商机关登记变更而已。因此,只有完成公司机关变更登记的后受让人才可以获得法律的优先保护,排除前受让人而取得股权。在京龙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判定华仁公司可以善意取得标的股权,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华仁公司在支付合理的股权转让款后修改了标的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工商机关变更登记手续。


  四、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效力


  如果符合股权善意取得的适用条件,那么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的规定,由后受让人取得该股权,作为原权利人的前受让人无权要求后受让人返还股权,在京龙公司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即驳回了京龙公司提出的要求华仁公司返还锦云公司和思珩公司股权的主张。


  虽然前受让人丧失了股权,但其针对无处分权人即转让人享有债法上的请求权。对此,《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明确规定,“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与此相对应,《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第2款也规定,“原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受让股东损失,受让股东请求原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有过错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现行法实际上规定了股权善意取得中的前受让人的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一,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基于前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及前受让人与标的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体而言,在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后,转让人即负有协助前受让人完成公司内部变更登记的义务,如果转让人怠于或者拒绝履行该义务,应当向前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此外,由于经公司同意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已对公司生效,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3条,前受让人有权请求公司履行签发出资证明书、办理股东名册变更以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义务,如果公司未履行该义务的,前受让人也有权要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基于前受让人的股权被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由于转让人并不享有对标的股权的处分权,而仍然将该股权转让给后受让人,因此侵害了前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前受让人有权对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同时,标的公司在明知股权已经转让给前受让人的情况下让然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后受让人并为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并且,根据《公司法》第152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前受让人也可将具体执行标的公司上述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共同侵权的被告。在京龙公司案中,对于京龙公司因丧失股权所遭受的损失,可以要求标的公司锦云公司、思珩公司及其股东即转让人三岔湖公司和刘贵良,锦云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刘贵良和思珩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刘贵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为对前受让人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本文认为还应当赋予其以下两项债法上的请求权:其一,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即转让人无权处分前受让人的股权而取得不当利益,并因此造成前受让人损失,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给前受让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而不包括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亦即,不当得利人返还的利益应与受害人的损失具有关联性;当原物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应当返还相应的价额。在股权善意取得中,由于股权已被后受让人取得,因此前受让人可以要求转让人向其返还其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其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其二,利润剥夺请求权,当转让人再次转让股权所获得利润远远高于前受让人所支付的价款时,即使将不当利益返还给前受让人之后,让然能够保留大量的违法所得。此时应当赋予前受让人利润剥夺请求权,即请求转让人返还其无权处分股权所获得的一切利润。例如,《侵权责任法》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有学者认为,此种请求权具有独立的存在基础,因此应当被推广到被侵权法所保护的所有民事权益,股权善意取得的场合亦不例外,如此不仅能够填补前受让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还能够消除转让人实施一股二卖行为的动机。对于以上四种请求权,前受让人可以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一种加以行使,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全面维护。



  注释: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1-432页。


  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元照出版社公司2006年版,第221页。


  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杨祥:《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物权法》第24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


  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张笑滔:《股权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


  《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权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律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出资”;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张双根:《论隐名出资——对<公司法解释(三)>相关规定的批判与发展》,载《法学家》2014年第2期。


  姚明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杨祥:《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王涌:《股权如何善意取得?——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8条的疑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


  郭富青:《论股权善意取得的依据与法律适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余佳楠:《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物权法》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李建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与认可的程序构建为中心》,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刘俊海:《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杨祥:《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0页。


  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规定:因法律行为取得土地上之权利,或就此项权利取得其所负担之权利者,土地登记簿的内容,为取得人的利益,视为正确,但对其正确性已为异议登记,或其不正确为取得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


  《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2款规定:“取得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该物不属于让与人的,非为善意。”


  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0期;程啸:《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杨祥:《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王利明等:《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227页。


  余佳楠:《我国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与建构——基于权利外观原理的视角》,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4页。


  姚明斌:《有限公司股权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张双根:《德国法上股权善意取得制度之评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


  参见朱岩:《“利润剥夺”的请求权基础——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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